敦煌宗教文化

        敦煌宗教文化包括佛道教建筑、艺术、文字史料及各种相关理念，它对东亚、中亚、印度次大陆以及欧洲的社会发展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分析表明敦煌佛道教的出现和繁荣过程，受到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敦煌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它居于中原佛道教、西域伊斯兰教及青藏高原喇嘛教三大宗教文化区的交互部位。敦煌的自然环境有助于佛道教在此扎根与繁盛。敦煌宗教文化以其化石般的保留也同样得益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敦煌宗教文化内涵丰富，蜚声海内外，它主要凝聚于莫高窟的彩塑、壁画与藏经洞的经卷中，还凝聚于敦煌其它宗教建筑及当地山水中。如同生物生长需要一定的自然环境，某种文化的发生、发展也是以特定的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侧重于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属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         敦煌位于青藏高原北缘的补连山和蒙古高原的马鬃山之间东西向的低洼地带，海拔约1700米，分别低于祁连山3700多米， 低于马鬃山800米。祁连山山峰有常年冰雪，地势陡峭；马鬃山及以北地区为荒漠戈壁，多风沙，少水草均不利于通行。而两地间的低洼地带地势平坦，且沿此带有祁连山流下的冰雪水滋润而成的绿洲，串珠状分布于山前沙地戈壁上。这一低洼地带自然成为人类的通行走廊，自古以来是中原通向西域、印度次大陆及欧洲的重要通道，因此被称为河西走廊。走廊上一个个绿洲作为东来西往旅行者不可缺少的歇息、补给点。敦煌则是走廊最西端的一个绿洲，再往西就进入西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按不同路线将到达沙漠东端的吐鲁番、若羌或楼兰。
        敦煌绿洲位于党河出祁连山后形成的冲积平原三角洲上，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有人类定居和进行农牧业生产的条件，人类自古在此不断聚集繁衍。因河西走廊位于中原与西方的通道，不同地区商品交换的基本需要使这一地带在历史各个时期都成为商贸的重要干道。从这里向西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铁器等，故此道又称为“丝绸之路”。从西向中原输入的商品种类繁多，例如玉石、玻璃等珍宝、器物；大象、马匹等珍禽异兽，以及许多农作物品种。由于敦煌绿洲古时位于边关， 自然也成为边贸重镇。 公元前121 年敦煌就成为汉朝的辖境，111年在此设敦煌郡，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 莫高窟壁画中有不少描写我国少数民族及西方商人在此活动的场面。在商品交换的同时，不同地区的语言、思想、宗教、技术等人类文明也在此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印度及西域佛教文化的传入就是当时交流所产生的一只奇葩，它在敦煌根植、旺盛并传遍中原大地。商贸与宗教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古敦煌的繁荣程度，据记载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敦煌，村坞毗连，鸡犬相闻，佛塔遍地，市场广大。又说，元宵灯节盛况，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杨州第三。         从今日民族与宗教分布格局来看，敦煌正好位于汉、藏、蒙、维等民族聚集区的交互部位，也同样正好位于新疆伊斯兰教、青藏高原藏传佛教及河西与中原北传佛教分布区的交互部位。各宗教区交汇于敦煌，这种分布格局的奠定与地理环境区域分异有着密切关系。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3世纪由克什米尔北传入塔里木，故又称为北传佛教。佛教至公元1世纪在塔里木盆地繁盛， 并逐渐向东传入中原。作为汉域最西端的城市敦煌，处于最先接触佛教的位置。无论是西域到中原传经说教，还是由中原西行取经归来的僧人，都要先到敦煌歇息、译经和说法。到3世纪末敦煌已有了寺院和专门从事佛经的翻译家， 也有不少敦煌人赴西域和印度留学取经，并到内地传经。敦煌因此成为一个佛教文化中心。受佛教传入的刺激2世纪中国道教成长了起来，稍后于4世纪西传入敦煌，并进而传入西域，佛教与它相融，从而形成了外城佛教与中国道教思想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佛道相融在莫高窟壁画中表现十分充分，如佛窟壁画上绘有西王母、伏羲、女娲、玄武、雷公等道教内容。而壁画上许多飞天形象则是佛教的飞天永生与道教的升天长生完美结合。藏经洞中有大量佛经道经共存，更有佛经与道经分别抄在一页纸的正背面。可见佛道教长期在敦煌和平共处，直到清末“守护”千佛洞并发现藏经洞文化宝库的王圆录竟然也是一名道士。与西域相比敦煌莫高窟宗教文化的长期发展与幸运保留，有多种原因，其一是伊斯兰教势力在这一地区影响不大。即便是在“五代”吐蕃、回鹘及“宋”时西夏、“元”时蒙古人统治敦煌时期，因其都信仰佛教使敦煌佛道教发展得以持续，虽然该期间已属石窟开凿的衰落期， 但仍有新的佛窟开凿。可是“西域”的佛教、道教后来却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10世纪前辉煌于西域的佛教与道教，因10世纪起伊斯兰教的东传，在经过多次宗教战争后，终在16世纪被伊斯兰教替代。伊斯兰教先于11世纪初占据了塔里木南部，于16世纪扩张至整个塔里木盆地及天山以北地区。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和多神崇拜，西域的佛道教从此绝迹。在这期间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敦煌受到很大威胁，怀着恐惧心理，敦煌佛道教徒们将收集起来的文字书籍封闭于千佛洞一个小石窟即藏经洞中，以避劫难。 所幸伊斯兰教势力在占据塔里木盆地后再无大规模东进，未破“沙洲”。莫高窟遭受较大破坏主要是明代及以后的事，这时海上贸易已蓬勃发展，欧亚陆桥失去了往日价值，客商稀少，朝廷不再重视。莫高窟因此门庭冷罗，香火不盛，不仅失去了往日容颜而且遭到破坏。清末以后外国偷盗者及1920至1921年间在莫高窟居住的900 多俄国士兵对佛窟艺术的破坏最是严重。“明”以前在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的重视下，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自西汉起就置于中原政府的直接统治下，使后来的伊斯兰势力很难与之抗衡。而西域的塔里木地区只是一些小国，例如于阗李圣天政权、西州回鹘政权，国力较弱，不敌受阿拉伯伊斯兰势力支持的喀拉汗王朝进攻，因此不得不相继依畈。原因其二从地理区域分析，塔里木盆地为一完整地理体，人民主要为生活于沙漠环境的游牧民，生活习性大致相同，较易在一种宗教下相融。在伊斯兰势力进攻时，河西军事力量受路遥和沙漠所阻，很难迅速进入塔里木对佛教地区进行有力支援。同样塔里木伊斯兰势力想继续东进时，也会惧于自然和人文环境背景的制约。在双方力量都不敢贸然长驱进入的情况下，势力平衡便出现。从而自16世纪起形成了塔里木伊斯兰教、河西佛道教的分布格局。青藏高原藏传佛教也因高原周边陡峭山岭造成与外界交通不便而自成一体。但这种格局出现前的佛教一统天下期间，较融合的区域人文环境和西北各族人民之间及与国外人民的迫切交往心情，使得人们不惜生命向严酷自然环境挑战，冲破大自然的阻隔进行不同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才极大地丰富了敦煌佛教为主的文化。藏经洞中保留的四万多件各种文字遗书，包括了汉、藏、梵、栗特、于阗、龟兹、突厥等多种文字就说明当时各地“知识分子”，其中还有被贬文人、学士纷纷前来敦煌这一当时经济开放、思想活跃、包容性强、社会较稳定的地区，自然与人文条件使敦煌处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交流中心的特殊地位。
        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与中原及河西相比，更接近于伊斯兰发源地的阿拉伯半岛，沙漠、戈壁广布，居民多为游牧民。按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的观点， 沙漠地区的居民由于其环境的极其单调而产生一种心态，易接受单一观念，从而倾向于一神教。伊斯兰教正是一神教。佛教则是多神教，它发源生态种群较丰富的印度农业地区，人民生活习性与中原及河西地区相似，人们的自然观及其它理念更易在这种宗教下取得一致。从这些方面也可解释我国西北地区宗教信仰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         敦煌绿洲虽然丰殷，可周围被荒芜的戈壁流沙所围，严酷的外围环境与荒漠特有的一些自然现象，增加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神秘与畏惧感，促使人们趋附于宗教，同时也使宗教文化更加多彩。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鸣沙现象在敦煌宗教中的作用，距敦煌城南几公里便是一片沙漠，沙丘高大且时常会自动产生各种响声，沙丘在夜晚鸣响时还会迸溅出彩色火花，当地称之鸣沙山或神沙山。魏晋时《西河旧事》说，沙州，天气晴朗，即闻沙鸣，闻于城内。人游沙山，结侣少，或未游即生怖惧，莫敢前。《旧唐书》又说，天气晴朗，沙鸣殷殷有声，如雷轰响，闻于城内。沙丘鸣响如今一般认为是沙层错动所导致，但根本原理至今仍不甚清楚。古人则认为神奇，故称鸣沙山为神沙山。既有神则拜之。因此先有道士在此修炼，接踵而来在沙丘中的月牙泉湖边，先后建了许多寺庙，如菩萨殿、雷神台、娘娘殿等，至1957年这里仍可见寺庙建筑物300 多间， 多为道家寺院。         月牙泉湖畔是敦煌一宗教活动中心，与鸣沙山一样此湖同样也是一地理奇观。湖的四周被沙丘所围，轮廓呈月牙状，虽居沙丘间，但干百年来不被流沙所埋没。据水文地质调查揭示，月牙泉下部地层与莫高窟出露地层一样都是第四纪沙砾石。党河水的侧向下渗使砂砾石层充水，而月牙泉附近地层存在断层，造成砂砾石层中地下水在月牙泉部位上升成泉，并集水成湖。古时月牙泉又称为沙井或神泉。神沙山与神泉共处，憎人道士既可在这“神奇之处”修炼，又能在此生活居住。敦煌遗经发现唐武则天时神泉观的经文，据考此观就建在月牙泉旁，这里在当时已是敦煌一道教活动中心。由于古时月牙泉水量较大，湖面开阔，唐代在湖边建有船舸。湖中有鱼有水草，湖边还曾生长高大树木，它们都被一一神化，至今仍可听到有关它们的种种神奇传说。月牙泉和鸣沙山这些特殊地理事物与现象，助长了宗教文化在敦煌的凝聚和发展。1958年“大炼钢铁”时此处庙宇被毁；“文革”时期月牙泉湖水又被引去浇灌“大寨田”，致使月牙泉湖几近干涸。如今湖畔殿宇已基本恢复，湖水也不再被抽出，但由于地下水量减少，月牙泉湖水缩小的趋势仍很明显。若此泉消失，将是本区宗教文化、景观文化上的巨大损失。         敦煌周围沙漠戈壁环境常出现的另一特殊自然现象“海市蜃楼”也对宗教在本地的兴起具推波助澜作用。沿丝路东来西往的商贾、僧侣们在干热、荒芜的荒漠艰苦行进时，常可见到海市蜃楼在不远处形成的“湖泊、山水、亭台楼阁或车马行人”的景像，他们当时那兴奋、迷惑以及惊恐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一现象很易驱使他们从宗教中寻找解答，自然与“天国显现；菩萨显身”等说教联系起来。相传公元366 年开凿莫高窟第一洞的乐尊和尚，因见空中有金光如千佛状，便在莫高窟山崖下开洞定居，修行于此，自他以后这里的开窟之风一发不止。乐尊所见的千佛很可能就是海市蜃楼现象造成。
       敦煌地区荒漠与绿洲的环境不仅培植了本地的宗教文化，本地大量佛道教建筑、泥塑、壁画以及丰富的文字资料这些宗教文化的载体能保留至现代，也同样得益于这种环境。莫高窟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宕泉河谷中一个小绿洲旁的陡崖，陡崖为河流下切形成，河水由祁连山前的几个小泉汇集而成，流量不大。莫高窟前河谷绿洲也仅有1600米长，400米宽。陡崖为开窟创造了条件， 陡崖地层是胶结不太紧密的第四纪砂砾岩，因地层松散不能进行石刻，莫高窟佛像均为泥塑。这一绿洲虽小，且置陷于流沙之中，但因有流水萦回，自身草木葱茏；既远离闹市尘嚣，又近人间烟火，成为僧人修行思悟的理想场所。敦煌县城内也曾有过众多寺庙、佛塔等宗教建筑，但多为土木结构，受战乱、火灾、自然风化等天灾人祸影响，难免受到破坏。而石窟地处僻静，不属兵家之争的关隘城池，人类活动较少。洞窟建筑又为土石结构不易燃。敦煌年降水量仅29毫米，而蒸发量高达2400毫米，极端干旱的荒漠气候有力阻止了微生物的繁衍，石窟艺术包括藏经洞中的经卷因此不易腐烂，得以长期保留。
   
        通过以上对敦煌宗教文化地理学的初步探讨，可以获得如下一些结论：
        由于古代不同区域人们进行商品、思想、文化等人类文明交流的需求，位于亚欧陆桥关口这一重要地理位置上的敦煌绿洲，成为古代不同区域人类文明融合的场所，宗教文化特别是佛、道教也在此汇聚，继而向东西方扩散。由于这些宗教强调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超自然、超人的神秘力量和境界，现实自然与社会被它们所主宰。位于荒漠绿洲的敦煌人受当时科学知识水平所限，面对鸣沙山、月牙泉、海市蜃楼以及黑风暴、尘旋风等“不可思议”的荒漠自然现象和种种身心艰辛，理所当然地对这些宗教思想产生敬畏、接受和崇拜。除敦煌当地人和各种来去匆匆的过客，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环境以极大吸引力促使东、西方僧俗文人慕名前来。在汲取了外来文化的丰富营养以及在当地自然环境特殊阿护下宗教文化因此在敦煌得以扎根，不断发展。
        历史上以敦煌为节点的三大宗教区，即新疆伊斯兰教、河西与中原佛道教以及青藏高原喇嘛教区的形成，与民族分布区的形成一样，都有明显自然地理区划烙印。相比古时西域各小国，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的交通地理上与中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与中原儒、道紧密结合的敦煌佛教以其深厚、强大的汉文化稳定性与发展惯性加之地理区域的边界阻挡效应，抵住了伊斯兰教的东进。沿丝绸之路传向中原的佛教与青藏高原喇嘛教虽都源于印度佛教，但后来都与不同地理区域当地民族的传统、理念融合、改造，因此有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分。这样就奠定了中国西北三大宗教文化区的格局。
        虽然敦煌地处边关要塞，时常出现战火纷争，但由于历史上这里的大部统治者信奉佛、道教，且莫高窟、月牙泉这些佛、道教建筑艺术群远离本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敦煌县城，敦煌的宗教文化在延续上因此避免了大的突变与毁灭之灾，即便出现一些发展停顿，不久便又被后人继承延续。而十分干旱的荒漠环境，使大量宗教建筑、器物以及文书饱含着古代宗教文化的原计原昧存留了下来，因此又有“敦煌佛教是正宗”说法。这些保留丰富的敦煌宗教文化如同人类社会化石， 较清晰地反映了我们社会、民族过去的演进过程，其宝贵价值，至今仍明显体现于宗教、历史、艺术、语言研究以及文化旅游等诸多方面。